1994年，学者张北川出版了《同性爱》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内地同性恋者的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1995年6月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海外关注。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开始出现。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作家萧乾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同年，潘绥铭的《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

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恋组织召集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内地同性恋代表到会。

1997年，北京同性恋志愿者自发开办了一条专为同性恋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预服务的热线。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按照中国现在实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1997年秋至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起，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1998年8月，全国男女同性恋者积极分子在北京秘密聚会，商讨“同志”工作。当年10月，全国女性同性恋者在北京公开聚会。

1999年2月，《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受到起诉。方刚和出版人在法庭辩护中均强调，同性恋性取向并非道德问题和疾病。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判决书摒弃了把同性恋道德化的说辞。这标志着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进行道德化的历史时代的终结。

1999年底，主要面向同性爱人群的健康教育项目“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1999年，上海一对女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并得到家庭祝福。在因特网上，出现了数10个同性恋者自己创办的中文网站。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迪厅。

1999年，女同性恋者简报《天空》出版。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将被记录在中国性学史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在“变性”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多方位接轨。虽然它仅涉及变性者，与同性恋也有重大“瓜葛”。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恋活动，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