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贾曼因为病情加重，数次累倒。但是，他的电影并没有那么狭隘地只是就同性恋者所受到的歧视表达反叛之声，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身份和自我情欲的沉溺。他把“希望之屋”和核电站两相对立，让我们看到人类需要更多关注的长远大问题，同时表达了美好的愿望：海边的花园的自然和谐象征了人类美好和平的生活空间;同性恋爱就像自然界的另外一种花朵的颜色。

花园的异色，那是自然鸿博的立场，无时无刻呈现的都是丰富多样的风景线;有智慧和远见的社会应该像自然界一样，不排斥其他颜色的选择;异性恋者、宗教团体、政治实体不应该拒绝排斥人际关系的另外一种异色，同性恋其实是丰富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平等相处的一种有建设性的关系;人们不应该因偏见而产生反感和敌视。反过来，一时出于权宜之计，却打着所谓为了将来，为了能源口号的核设施应当成为大众和政府真正关注的焦点，人们更应该审慎、质疑的地方。那里蕴藏着毁灭一切美好和希望的邪恶力量。贾曼正是在看着众多身边的朋友因为艾滋病而离开这个世界，同时自己也在经历着HIV感染的折磨的状态下，发出了最美好的祝愿：我们为爱而生，不该为不必要的战斗而死。

贾曼和格林纳韦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艺术的先锋，但是他们的位置相对于美国好莱坞、甚至欧洲的艺术电影传统来说，也属于边缘和另类的，因而具有某种修正和颠覆性质。英国著名的电影学者彼得·沃伦把他们看作是英国最后的新浪潮，他们的电影观念和实践风格是在英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发展方向的拓展。这也使得他们在参照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电影发展史的基础上，确立了他们作为英国电影的作者身份。当然这一点也是有争议的，有些评论者认为他们是“大逆不道”，完全背叛了英国的和现实的传统，而成为怪异的另类。

格林纳韦同样出生于1942年，他可能是英国电影界最让人费解的导演。有人认为他是“英国电影”的局外人，有人认为他是未来电影的开拓者。也许在很大程度上，称他为导演也是一种不太精确的认定。格林纳韦的身份是多样性的、是难以界定的——他首先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个画家，同时他还写小说、电影评论，在艺术批评界插上一脚，他似乎更应该被称为一个艺术家。现在他热衷的创作形式是“多媒体艺术”。他宣布传统的电影艺术已经死亡，所以他不愿再参合到这种无意义的对过去电影的复制中去，他所探求的是创作的可能性，他所渴慕的是一种前瞻性的影像方式——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的世界、一个不是历史的历史流程、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影像集合或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