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卡拉瓦乔生平描述以及对他画作的复原，贾曼引导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仿佛实现了生命不取时间，按照艺术家自己愿意选择并停留的时刻进行连接;爱情不取对象，无论男女，唯求符合内心美的标准，成为激发自己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在艾滋病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坚持着自己的艺术创作，他以自己生命的危亡体验，去感悟伦敦乃至英国的国运势头，这表现在《英伦末日》对于潜在的核战争威胁的关注和担忧。

贾曼以自己的同性爱情感体验，也秘密地读解出古代文学和戏剧文本的另一面。在他的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光辉如何引导着现代的方向，现代的情感也是引申、并印证传承了人性本质的永恒意义。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表达，不同作者的阐释，就是生活在16到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和马洛，也同20世纪的这位当代园艺电影诗人有些心心相通。这由此缝合了戏剧、诗歌和电影的艺术本--质，也拉近了我们同古人的心性距离。

《暴风雨》传达了同样的精神实质：暴风雨是一个隐喻，本来它好像是一股彼此仇恨力量的化身，可以让敌人葬身烟波浩淼的大海，如今却是带来曾经的敌我共处一室，化解恩怨情仇的机缘;但最终是爱和宽恕战胜了嫉妒和复仇，这是莎士比亚最圆满的期待，也是贾曼最真诚的愿望。贾曼的心愿在于长久以来为了同性恋者的平等，他因此而不断地拍摄、不断地表达，在人言汹涌的暴风雨之后，希望是宁静5和谐。比较《爱德华二世》的戏剧和电影文本，我们看到：马洛的文本只是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权力所带来的堕落和腐败。而贾曼在保持这个主题的基础上又阐述了很多错位的现代观念：资本主义社会，对暴力的迷恋，儿童在社会角色中的位置和认同，性别政治……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超越了一般为了自己情感和欲望的表达和呐喊，而是到了一种跨逾政治、性别和人们惯常的生活观念的束缚，进入到了现阶段时时得以闪烁彰显的queer境界。

除了以新颖的方式解读历史文本，贾曼也关注现实的状态。他对待异性恋和同性恋有平权意识，甚至，他还强调说：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只是普通罢了。1990年他创作了《花园》，其中身患艾滋病的贾曼通过纪实的段落，向我们逐步揭示他要严肃探讨的一个关于同性爱的主题。过去这个主题一直是以一种搜寻历史、旁观他者的视点来完成。如今他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勇敢地直面这个问题。导演以一种象征主义的手法，把梦境中的、本质上也是现实的景象做了一次讽喻性的表达。电影同时探讨了基督教、媒体、警察暴力、城市广告业、同性恋及其压制，家庭、老龄、艾滋病等现象和问题。

导演把两位相爱的男子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同早期基督徒作为异类分子所经历的迫害联系起来作对应的写照。在贾曼看来，他们是现实社会的受难者，却是未来世纪的圣徒，如同《圣经》记载的过去岁月里耶稣和圣人曾经不被人理解和所受到的苦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