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韩世圣论《四维一体》是中医完整的辨治体系

韩世圣，男， 1952年生，江西分宜人，汉族，九代中医世家传承医师、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国家执业医师、主任中医师、高级康复治疗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临床医学家。16岁开始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从事本专业50多年，能用中医药诊疗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对某些顽疾、疑难杂症有一定经验。

主要擅长各种慢性疼痛、肿瘤、瘫痪。内科“各类杂病”、妇科“经带孕产”、儿科“痘麻惊疳”、外科“痈疽疮疡”，在辩证论治，选方用药，证因脉法，逐渐建立了自己的辩证思维模式及诊疗辩治体系。如辩证抓“证中证”，论治施“法中法”，选方择“方中方”，诊脉定“脉中脉”等。

2011年4月经国家相关部委等国家医疗机构审核，获得“中国中医名医”称号。2013年经相关部委审核取得国医授徒资格。批准为国医传承人开展授徒工作，联合颁发“国家名医授徒证”。2014年经三审评议审核评上“国医大师”。二部一局发证，官方媒体公布。荣获国家级授予大奖多项，获得亚太国际传统医学五星级杰出“名医”称号，世界华人诺贝尔医学贡献奖，全国医药卫生科技教育“时代楷模”，全国名中医“中医药突出贡献奖”、“中国传统医药传承千禧杯金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模范”荣誉和中华国医“五一特级劳动英模” 勋章。评上“中国十大国医楷模”，“中国国医之星”称号。当选为香港国际中医人才研究会“国际中医大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健康中国梦——健康大使。获得国家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医疗领域突出贡献专家”。

2011年成为中华医学国际发展联合会主任委员，同年任命为“中华医学国际发展联合会特色疗法推广工作站”主任，2012年2月应邀担任中华医学国际发展联合会中华名医理事会副会长。2015年评为中华国医导师。2012至2015年特邀参加“全国第三、四、五届共和国经济建设人物暨科技创新峰会”并荣获科技建设“创新专家”称号，颁发证书和纪念金鼎。授予其单位为“全国医德标兵建设先进诊所”。全国医药科技创新示范单位，“中国民间中医疗法临床示范基地”。获得国家批准成立“江西省分宜县国医堂”，同时授予为国家疑难病定点研究单位。任命为“国医推广大使”，“国家疑难病研究课题组江西省组长”。2016年3月被国家评选为“全国诚信医疗单位”。同年5月【中医诊法（韩氏传统疗法）中华国医一代宗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建立“国家级中医药大师授徒基地”，全国中医大师传承中心。下达公文挂匾，颁发证书授权书。

中医学是中医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华之一，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基本原则。有人说“治病难，难就难在识病”，此语毫不夸张，正好说明辨识疾病的重要性。《南阳活人书》中曾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无复疑虑而处病不差矣”。可见，认识疾病，简言之，即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四诊收集的症状和体征为依据，共同寻求疾病的本质。

中医对疾病的命名，约四分之三是以主症命名的，如咳嗽、泄泻等，而且在论治时又是以“证”作为治则依据，故有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中医只讲辨证、不讲辨病，其实不然。早在殷商甲骨文里即有疾首、疾身、疟等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皆有“辨XX病脉证并治”为篇为之名，示人先辨病，再辨证，然后论治，足见辨病的历史渊源之久。

倘若临证时不辨病，只辨证，医者胸中无全局观念，则辨证也将是温无边际，顺逆吉凶，难以预测。如病毒性肝炎，若不首辨出“病毒性肝炎”，而只用辨证的方法，就会忽视体内肝炎病毒（疫毒）的存在，将出现黄疸者按一般的黄疸辨证，对肝脾肿大者按普通积聚辨证，以胁痛为主症者按常见的胁痛辨证等。这样，辨证杂乱，不能突出病毒性肝炎的特殊性，忽视体内疫毒的存在，不仅医生难以掌握其辨证规律，治疗无从下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整体凤也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

当然，也不能只讲辨病，而不讲辨证。由于病处在相对“静态”，而证处在相对“动态”之中，只有通过辨证，才能抓着疾病某阶段的主要矛盾，论治才有依据。比如急性黄疸型肝炎，其发病过程可分为黄疸前期、黄疸其、恢复期三期，三期的机理各不相同，若不讲辨证，只讲辨病，中医治疗用药便不能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病机，说加辨证，论治才有依据。

徐灵胎说：“病之总者为之病，而一病有数证”。不难看出，“病”与“证”是总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纲与目的关系。叶天士则说：“盖病有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可见辨病对辨证具有指导意义，只有在辨病指导下的辨证，才能全局在握，层次清楚，准确无误，更加有利于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辨病与辨证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辨病应与辨证相结合。

审因论治

《素问·征四失论》曰：“治病不问其始……何病能中。”《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神农本草经》说：“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病因学治疗。

如血虚证，可由思虑过度、劳倦内伤、脾胃素虚、久病失养，或失血过多诸种原因引起，就失血而言，也有咯血、吐血、便血、月经过多等原因的不同，不会有哪个中医治疗血虚证不根据病因只根据证候处方用药。对湿热证的治疗，叶天士说：“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既然辨证论治，湿与热当同等对待，为会么以祛湿为先，为什么湿祛则热孤，当有了审因论治的意识后，才体会到“六气皆可化火”的意义，因湿郁化挤爆，湿久化热而形成湿热证，自然也理解了“治病必求于本”的临床意义。对于肝郁脾虚证亦然，若因肝气郁滞，疏泄条达失职而“木不疏土”，或肝气横逆侮脾“木旺侮土”，当以疏肝解郁为主；若因脾气先虚，而后继发肝郁，所谓的“土虚木克”，当以健脾、补脾为先。证虽同而因不同，若不审因，岂能求全效？一个合格的中医应是既能辨证论治又会审因论治。

对症治疗

临床上，我们面对的是有病的人，无论是中医证候或中医、西医的病名，都是人的主观思维对疾病现象进行区分的“符号”。对于病人来说，最大愿望和要求是尽快解决自身的痛苦症状。有些症状不一定是疾病或证候中的主要症状，却是病人的主要痛苦。这时，医生首要重视和关注的，就是对症治疗。《灵枢·病本》所言：“大小不利治其标。”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典型的对症治疗。《伤寒论》101条的“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证”，有时是指“症状”的，如318条四逆散的方后注：“咳者，加五味子、干姜”，“悸者加桂枝”，“大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理解为对症治疗一点儿也不为过。对于晚期癌症病人，病因清楚，病名确切，证侯清晰，我们却无能为力，无论中医或西医，对症治疗当为首选。但对症治疗仅是治标之法，有时虽会立竿见影之效，须权衡病、证而后为之。

论及张仲景奠鼎辨证论治，都引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为依据。可经考证，古人无“证”字，“证”与“症”相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症”指症状，“证”指证候。况且一直到现在，中医的病名与症状仍在混用，把仲景一个“证”字认为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证候”未必是正确的。

四维一体

张仲景临床也并非只是辨证论治，仅举《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为例。张仲景认为，“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所以“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这是审因论治的体现，一直到现在，祛湿法仍然是治疗黄疸的主要方法之一，只不过在方法上已非利小便一端。对于“诸黄，猪膏发煎主之”，“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后人多用以方测证来推断其证候，张仲景的想法未必会那么复杂，古人对问题多以直觉为主，理解为辨病论治会更切合实际。“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一条，当是对于酒疸伴“心中热”的对症治疗，临床上“吐之”不可能使酒疸痊愈；对于“黄疸病，……哕者，小半夏汤主之”一条，后人有认为是“和胃治黄”法，实际也是典型的对症治疗，因“哕”只是黄疸的伴发症，临床上单独应用小半夏汤对于黄疸也不可能奏效，《金匮要略心典》有言：“非小半夏汤能治疸也。”可见张仲景辨治疾病不是仅用辨证论治一法。

由于辨证诊治、辨病论治、审因论治和对症治疗，是四种有着不同内涵的辨治方法，虽互有区别，却互相联系，不可能孤立存在，不能截然分开，是对病人的一个问题，或者互相影响的几个问题，从不同角度采取的不同方法，四者谁也替代不了谁，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层次高低之别，所以叫“四维一体”。

“四维一体”有机结合的辨治模式，才构成了真实完整的中医辨治体系，才体现出中医辨治体系的全部内涵。有时仅用辨证无辨病，治疗犹如隔靴搔痒，有时仅用不审因，有悖“治疗求本”；有时仅用辨证，不进行对症治疗，会使病人失去信心。“四维一体”辨治也是对中医实践的具体要求和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因为中医理论的特殊性，辨证论治更能体现中医特色，  突出辨证论治特色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保持特色与“四维一体”不矛盾，中医发展了，才有特色可言。